原標題:如何保證好的公共生活
  你有機會去影響政治結果時不去這麼做,在政治冷漠或者激進之間搖擺,沒有中間狀態,對於民主體制來說很危險,所以政治冷漠在民主體制下可能會導致民主成為專制的外衣
  文/劉瑜
  《獨裁者手冊》這本書,試圖在民主專制的話語體系之外,建立一個解釋政治的框架。它把政治分為三個維度:民意選擇人、實際選擇人和致勝聯盟。我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個理論:不管是在民主還是專制體系里,一個政治家只會去討好對自己有用的人。但這並不是說作者認為專制和民主沒有區別,而是在專制和民主兩種體制下,政治家所需要討好的人不一樣。
  在專制體制之下,政治家需要討好的是一小撮人,這一小撮很多時候表現為掌握軍權的軍隊或者官僚體系高層。在專制民主體系下,政治家需要討好的是選民。選民有民意選民——美國所有18歲以上的成年人都是選民,還有實際選民——那些真正參與投票的人,在美國,總統選舉投票率只有60%多,國會議員投票率也許只有30%~40%,所以我們假定平均投票率是50%吧。還有一個所謂的致勝聯盟,在實際投票人中,那些選擇了獲勝的人,也就是一半的一半,這些人是真正的致勝聯盟。那麼美國的政治家需要討好的是這一半的一半。
  反過來說對美國政治的理解,我們要看美國政府如何討好這些人,它的後果是什麼。美國政治好的和壞的方面,都與這種“討好”有關。“好的”方面就是公共服務的發達。“壞的”就是“美式腐敗”。比如,美國政治中很多腐敗其實是局部利益和全國利益的矛盾。我以前書里寫到一個很典型的例子:一座哪兒都不到的橋。阿拉斯加某個選區人很少,比如說是5000人吧,但由於這五千人掌握著國會某個議員的選票,對於這個議員來說,他不需要討好全國人,只需要討好5000人,所以想方設法弄到撥款造了一座橋,這座橋的經濟效益、社會效益非常低,但它還是被根據政治邏輯造出來了。從全國來說,總統不是討好一個選區而是全國的選民,但也會出現偏差,因為實際投票人和名義投票人有不同。比如美國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青年人,所以美國退休者協會的力量非常強大,在公共政策決策中,政府會一再地向他們傾斜。所以用這個框架,無論是分析中國還是分析美國,都有相當的意義。
  對選舉制度的操控也是縮小致勝聯盟的一種方式。比如對於政治家來說,小選區就比大選區好。一個大選區有10萬人,在10萬人選三個人,那麼對於候選人來說,潛在的他要討好這10萬人。但是把選區劃小一點,劃成三個選區,每個選區選一個人,那麼一個候選人所需要討好的人會減少,只需要討好3萬多人。所以很多政治家尤其是小黨政治家肯定希望劃成小選區,因為小選區有利於政治家操控選民。這是一個典型的縮小致勝聯盟的例子。至於儘量擴大名義選擇人,增加名義選擇人被替換的概率,這從美國政治來說也有例子。比如對於民主黨來說,特別歡迎更寬鬆的移民政策,因為移民會使外國的尤其是西班牙裔的窮人能夠進來,而這些窮人是支持民主黨的,他們能替換掉本國對民主黨不忠誠的窮人,因為有些美國本地窮人對民主黨的忠誠是不穩定的。比如經濟一旦改善了,或者由於宗教、文化原因,他們可能投奔共和黨,將更多外來移民人口納入“名義選擇人”對民主黨是有利的。
  沒有骯髒的政治,只有懶惰的人民。比如前幾年,美國加州貝爾市前市長因貪腐被判刑,該市5位前市議會成員也因腐敗被指控。為什麼會形成這個貪腐局面?因為一個三萬多人的城市,只有一千多人投票,正是民眾都放棄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的責任,給專制者很大機會為所欲為。又比如前段時間烏克蘭的事情,人民群眾上街把亞努科維奇推翻了,但2010年左右,烏克蘭選舉中投票率不到一半,你有機會去影響政治結果時不去這麼做,等選上你不喜歡的人又非常憤怒,在政治冷漠或者激進之間搖擺,沒有中間狀態,對於民主體制來說很危險。政治冷漠可能會導致民主成為專制的外衣。
  我覺得社會科學既是尋找規律的,也是尋找差異的。尋找規律是找到因和果之間的聯繫是什麼,但還要找到差異是什麼。比如財政危機經常會引起革命,這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,但我們需要找到的差異是,為什麼有一些財政危機帶來了民主體制,而另一些財政危機帶來的是專制體制的循環?美國獨立戰爭跟英國的財政危機聯繫在一起,為什麼在美國,財政危機帶來的是民主體制,而在中國,財政危機引起農民起義,起義後又是專政體制的循環?我們要努力尋找這些形成差異的條件是什麼。
  美國一個經濟學家講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:為什麼在某些國家造反激發民主體制?他從造反的階層、這個國家不平等程度、精英資產的流動性等等角度分析。如果這個國家極端地貧富懸殊,統治者是不會放棄權力的,哪怕殊死搏鬥也不放棄,因為民主化意味著有可能把財產全部分掉。還有國家精英所掌握的財產流動性,如果土地是主要財產,土地拿走了就拿走了,如果是現金,可以把資產轉移到國外。若是這種情況,放棄權力則更可接受。當然也有另外一些說法,意識形態非常重要,美國革命最後走向了民主,從當時的實力上來說,華盛頓完全可以說我掌握軍權,我就專制怎麼了?但為什麼沒有那麼做?因為他受民主、自由的啟蒙思想非常深,所以意識形態是很重要的作用。但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結構、經濟結構,要找到那些條件才能夠得出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規律和差異,這是我對社會科學包括對政治學的理解。
  縱觀歷史,民主是偶然的,事實上也是最近兩百年才出現大規模的代議民主制度。歷史上幾千年基本上沒有民主制度,例外如希腊,但幾乎不算,因為沒有奴隸、女性的選舉權什麼的。所以我們有必要分析民主制度起源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是什麼,我之所以強調社會經濟條件,包括文化條件,因為我覺得當我們從一個理性人的角度來分析人們的行為時,要意識到所謂的理性,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里的內容是不一樣的。
  對中國來說什麼是政治的成功?施密特說,政治是區分你我。我不這麼看。我認為政治就是尋找公共生活的可能性。如果這個國家是無政府狀態、失控的狀態,兵荒馬亂的狀態,公共生活是沒有的。所以我理解的成功政治,就是使好的公共生活得以可能。民主是不是成功政治的條件?在我個人看來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充分條件。必要是因為民主體制里所含有的自治觀念,在我看來是涉及人的尊嚴,是一種道義要求。不包含自治觀念的制度,我從道義上是不認同的。但民主制度也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,有的時候民主不夠完美,可能是因為民眾本身也有問題,剛纔我談到政治冷漠,有時候可能不是政治冷漠,而是狹隘,比如以族群忠誠而不是執政績效來判斷、選舉政治家——“我就是要選我們姓劉的,管你貪污不貪污”。這種時候,民主就很難保證善治。
  我沒有把所有問題推給民眾。有人講民眾可能沒有乾凈的水喝,沒有好的醫療條件,怎麼能關心政治?我覺得恰恰是因為沒有好的生活、好的福利才應該關心政治,這是解決生活中很多問題的起點。當然政治未必能保證你的生活一定變好。比如一個很笨的人不會因為民主變得聰明,或者不會唱歌跳舞的人,也不會因為民主而變得能歌善舞。個人的完善需要個人的努力,但個人努力需要環境條件,要有發揮你潛力的自由環境,才能發揮出這種潛力來。所以生活改善是兩步走:首先是公共生活的建設,其次是個人的完善。
  面對民眾常常表現出來的理性不足,我覺得只能寄希望公民理性程度的提高,而這種理性程度的提高可能只能寄希望於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討論。 ★
  (本文由本刊根據5月17日《獨裁者手冊》讀書討論會對談記錄整理)
  劉瑜
  (清華大學副教授)
(編輯:SN08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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